莊文穎在實驗室里工作（倪思潔攝）

走過近半個世紀的科研生涯，莊文穎已經(jīng)很少再去野外考察。過去，她的腳，爬過全國26個省區(qū)的荒山野嶺；她的背，背過數(shù)不清的真菌標本；她的眼睛，辨認出過360多個新種。年過七旬，莊文穎的步子沉了，背微微有些彎，眼睛也時常不受控制地流出淚水。她還是習慣性地留著端莊又好打理的齊耳短發(fā)，每天出現(xiàn)在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C座4層的實驗室，與真菌標本、放大鏡、顯微鏡和她的學生為伴。

她有很多榮譽，如“中國科學院院士”“發(fā)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”“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”“美洲真菌學會外籍榮譽會士”；學者們曾以她的名字命名了真菌新屬“文穎盤菌屬”和細菌新屬“海莊文穎氏菌屬”；最近，在北京市委宣傳部、北京市科協(xié)等部門首次聯(lián)合開展的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學習宣傳活動中，她被遴選為2021年北京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。但她最看重的，還是最簡單的那個稱謂——“菌物學家”。

30歲，她“踏上了真菌學這條路”

1968年，莊文穎20歲。響應(yīng)國家號召，她到農(nóng)村插隊。于是，山西偏遠的小村莊里，多了一位愛讀書的姑娘。那段時間，只要有空余時間，她一定會抱起書本。1973年，莊文穎等來了機會。她順利考入山西農(nóng)學院，并在畢業(yè)后選擇留校任教。當時，莊文穎有兩個選擇——昆蟲學、植物病理學。“不喜歡昆蟲”的她選了植物病理學。在邊教邊學的過程中，她發(fā)現(xiàn)，大約70%的植物病害是由真菌引起的，真菌有很多問題值得研究。帶著問題，莊文穎考取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，師從菌物學家、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研究員余永年，“踏上了真菌學這條路”。那一年， 她30歲。時間在一次次實驗與思考中過得飛快，在余永年的指導下，莊文穎掌握了真菌分類學的有關(guān)研究方法，成為課題組里的頂梁柱。師生間越來越默契，莊文穎知道老師想做什么，余永年也深信莊文穎一定能做成。1983年，在課題組缺少人手的情況下，余永年還是決定送莊文穎赴美進修和攻讀博士學位。他期望莊文穎今后能為我國真菌分類研究打開新局面。更大的世界在莊文穎面前鋪開。在美國康奈爾大學，莊文穎讀到了許多難得的真菌學文獻資料，也看到了國際同行的科研效率，于是她盡可能多地壓縮休息時間用來學習和工作。那段時間，莊文穎在國際期刊上發(fā)表了多篇科研成果。1988年回國后，莊文穎產(chǎn)生了一個念頭——要讓中國的真菌學走到國際舞臺上去，“我要讓國內(nèi)學者知道，國際期刊并不是高不可攀的”。1993年，借助于中科院生物區(qū)系特別支持項目，她和十幾位同行深入大巴山叢林進行野外考察。這次考察歸來，在她的倡導下，團隊成員在國際刊物上一口氣發(fā)表了一組（7篇）論文，讓中國真菌學家在國際上來了次罕見的集體亮相。

莊文穎向記者普及木霉的實用價值（倪思潔攝）

“我沒做過什么轟轟烈烈的事”

上世紀80年代之后，莊文穎工作的一些時間是在野外度過的。那時的科考條件很簡陋。行李裝備全靠自己扛，他們下了火車要倒公共汽車，下了公共汽車還要想盡各種辦法才能到達目的地，許多時間要花在路上。采集地比較潮濕，他們就要想方設(shè)法烘干標本，大家經(jīng)常把整理好的真菌標本綁在燒水鍋爐上烘一宿，第二天再帶著烘得半濕不干的標本繼續(xù)前行。艱苦的旅途卻讓莊文穎感覺很美好。1998年春節(jié)，她帶著十幾人組成考察隊進入廣西大龍山，開展熱帶地區(qū)真菌調(diào)查。進山之前，大家坐著鐵皮船穿過狹長的水庫，一座座人跡罕至的綠色小島緩緩地從他們身邊掠過，如詩如畫。那次旅途的終點是一片原始叢林，在那里，莊文穎見到了許多從未見過的盤狀真菌新種。越往前走，他們采到的標本越多，背包也越沉，可大家的腳步反倒輕盈起來。美好的記憶還有很多：廣西大明山是她去過的濕度最高的地方，走路就像在騰云；新疆廣袤的戈壁灘里沒有路，他們一路顛簸卻歡欣鼓舞……苦與樂融在一起，在她的心里不濃不淡地暈染著。“我沒做過什么轟轟烈烈的事。”回憶起過去的日子，莊文穎說。但這么多年來，她早已不覺間帶著考察隊走遍了全國26個省區(qū)；研究了39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大量真菌材料；發(fā)現(xiàn)了新科1個、新屬13個、新種360余個，澄清大量分類和命名問題；發(fā)現(xiàn)和篩選出了有廣泛應(yīng)用潛力的木霉菌株，使我國木霉資源狀況面目一新；莊文穎個人還獨立完成了3個屬的世界專著性研究，并使我國部分類群的物種數(shù)量倍增。

莊文穎研究過的標本和菌株（倪思潔攝）

“他留下的，有用的我肯定要用”

莊文穎的辦公室里有一個老舊的保溫壺，那是她的老師余永年退休時清理辦公室后留下的?！氨夭皇翘昧?，但還可以用。他留下的，有用的我肯定要用?！鼻f文穎說。老師給莊文穎留下的更寶貴的東西，是對待菌物學的熱情與執(zhí)著。余永年從事菌物學科研和教學50余年，在國內(nèi)外30多種學術(shù)刊物上發(fā)表論文120余篇，編、著、譯書20余部。2010年，余永年自知身患癌癥，仍堅持組織全國學者撰寫中國菌物學的百年研究史。在病痛的折磨下，余永年的工作艱辛而痛苦，而值得欣慰的是，2015年，在他病逝后的一年，《中國菌物學100年》正式出版。這份熱情與執(zhí)著感染著莊文穎。在帶領(lǐng)團隊率先在我國熱帶和西北地區(qū)開展真菌資源普查、分類、分子系統(tǒng)學、數(shù)據(jù)庫建設(shè)等綜合研究的同時，她還先后主持了“中國孢子植物志的編研”等重大項目20余項；撰寫、主編著作9部，參編9部；成為國際真菌學領(lǐng)域的權(quán)威工具書——《真菌辭典》首位參與編寫的中國籍學者。年逾七旬的她堅持在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第三版中擔任生物學編委，走進中小學課堂、首都科學講堂等公眾平臺授課……莊文穎的熱情與執(zhí)著也感染著她的學生。給學生們修改論文時，莊文穎總是從科研數(shù)據(jù)到研究結(jié)論，從遣詞造句到標點符號，把修改和備注做得仔仔細細。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，她還經(jīng)常手把手地指導學生實驗操作，陪他們打掃實驗臺，帶他們查閱圖書文獻。她的學生王新存這樣評價她：“與善人居，如入蘭芷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?！?

一直以來，時間是莊文穎唯一的對手?！拔?0多了，真菌學有好多未知領(lǐng)域，我還需要不斷學習?！鼻f文穎說，她不信來生。她依在竭盡全力，嘗試著把人們對真菌學的認知邊界再拓寬一點。